第一卷·暴雨
我叫陆沉舟，今年三十一岁，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博士毕业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，从业八年，现任仁安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。
这些头衔写在简历上很好看，但它们从来不是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。
我选择做精神科医生，是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清醒地看着自己失控是什么感觉。
十八岁那年，我母亲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。
在那之前，她是一个温柔而体面的中学教师，会在周末给我做红烧排骨，会在家长会上骄傲地跟别的家长说“我家沉舟从来不让**心”。发病之后，她会在深夜尖叫着砸碎所有的玻璃窗，会在烈日下穿着单衣走上街头，会在抑郁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周****。
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师，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疯了的妻子，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加班上。照顾母亲的责任，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。
那些年，我学会了判断她的情绪周期，学会了在她躁狂发作时把她反锁在房间里，学会了在她抑郁发作时撬开她的嘴把食物塞进去。我学会了所有精神科护理的知识，比任何教科书都教得透彻。
但有一件事我始终学不会。
我学不会在她哭着对我说“沉舟，妈妈不想活了”的时候，无动于衷。
所以我成了精神科医生。不是为了拯救谁，是为了弄明白——那些在深渊边缘挣扎的人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手，才能被拉回来。
也许也是想弄明白，当年的我，到底应该怎么做，才能拉住我母亲。
我母亲在我读博期间去世了。**。
那天我正在实验室里做数据分析，接到电话的时候手没有抖，声音没有变，甚至在开车去医院的路上还有条不紊地打了三个电话——一个给我父亲，一个给殡仪馆，一个给我的导师请假。
所有人都说我冷静得不像一个刚失去母亲的人。
没人知道我在***里握着母亲冰凉的手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，一滴眼泪都没流，但从此再也无法在黑暗的房间里入睡。
这些事，我的同事不知道，我的病人不知道，连我父亲也不知道。
我把所有的情绪都锁在一个箱子里，箱子外面贴着标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