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间值得来一趟

，有一些人是不喜欢看的，可是，有的人喜欢看，于是，我就把它写了下来。世间的事，总是需要有人去干的，只是有些人干的活，你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，就算我告诉你了，你也未必会相信。、掀开塑料布的那个下午，门漆成淡绿色，把手是黄铜的，磨得锃亮。我后来才注意到，几乎每个停尸房的门都是淡绿色，不知道为什么。“准备好了？”老周的手搭在门把上，没回头。。。****的气味像一堵墙，不是冲过来的，是本来就立在那里，我们只是走进去。。中央一溜不锈钢解剖台，灯还没开，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。靠墙是一排排巨大的玻璃缸，不锈钢边框，像图书馆的书架，只是里面泡着的不是书。
老周走到中间那张解剖台前，台子上盖着军绿色的塑料布，边角垂下来，一动不动。

“系里的老**，”他说，“有些泡了二十年了。”

他捏住塑料布的一角。

“你往后站两步。”

我没动。

他回头看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，手腕一抖。

塑料布掀起来的声音像撕开一张巨大的牛皮纸。灰尘在午后的光线里翻涌，****的气味突然变得尖锐，像无数根细**进鼻腔。

然后我看见他们。

十三具。

整整齐齐仰卧在银灰色的不锈钢台面上，头颅微微垫高，双手垂放在身体两侧。皮肤是深褐色的，像陈年的宣纸，干涸的血管在皮下蜿蜒成淡青色的河流。****在他们身上留下一层**的光泽，像清晨的露水。

我开始一个一个看他们的脸。

左起第三个是老年男性，嘴角微微向下，眉头皱着，像是生前最后一刻还在为什么事情烦恼。他左边是个年轻女性，头发剃光了，但眉眼很柔和，闭着眼睛，睫毛的弧度还在。再过去是个孩子，七八岁模样，下颌骨有手术切割的痕迹，缺口边缘整齐，像一枚破碎的贝壳。

我停在这个孩子面前。

老周站在我身后，没说话。

我问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“脑瘤。家长捐的。”

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。死亡把一切表情都抹平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在笑。不是嘴角上扬那种笑，是整个面部肌肉都松弛下来，像终于卸下了什么东西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老周问。

“我在看他们死的时候在想什么。”

老周把塑料布叠好，放在角落的推车上。

“他们什么都没想，”他说，“死人不想事。”

我没反驳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恰恰是这些“不想事”的脸，每一张都在说话。

那个下午我在解剖室里待了三个小时。老周去上课了，我一个人对着十三具遗体，挨个鞠躬，自报家门，然后开始画速写。不是解剖图，只是脸。眉弓的弧度，鼻翼两侧的法令纹，耳垂的形状。有一具中年男尸的左手无名指上还有一圈淡淡的压痕，戒指被取走了，印子还在。

三点四十七分，阳光从西窗斜斜地打进来，落在那具老年男性的脸上。光线移动，他眉骨的阴影也跟着移动，那一瞬间，他的眉头忽然展开了。

我愣了一下。

然后意识到只是光影的变化。

但我还是对着他鞠了一躬。

“打扰了，”我说，“谢谢。”

老周后来问我第一次进解剖室什么感受。

我想了想说：“原来他们也是人。”

“废话。”

“不是，”我纠正自已，“原来他们曾经是人。”

老周没再说话。他是这所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技术员，在这个地下室里待了三十一年。他见过的人——活人和死人——比我能数的还多。

他掀过无数次塑料布。

但那一天，他站在门口等我，手里转着那支磨秃了黄铜的门把手，没有催。

二、周师傅和他的“客人”

老周全名叫周和平，一九五四年生人，属马。

我第一次见他是在解剖教研室门口，他蹲在地上修一个不锈钢推车的轮子，螺丝刀叼在嘴里，蹲姿很稳，像一棵老树长在那里。

“找谁？”

“找……周老师。”

他把螺丝刀从嘴里拿下来，往推车轮子上拧了两下，站起来，膝盖咔吧响了一声。

“我就是老周。不教课，不叫老师。”

那年他六十七岁，头发全白了，理得很短，鬓角褪得干干净净。工作服是藏蓝色的，左胸口别着一枚党徽，已经磨得看不清边缘。

后来我常去找他。一开始是画画需要资料，后来不需要资料也去。他那间办公室不到十二平米，一张三屉桌，一个老式铁皮柜，墙上挂着一九八三年的挂历，翻在七月，画面是一幅山水。

“怎么不撕？”

“舍不得。”

挂历是黄山云海。

老周不爱说话，但爱喝茶。他的茶杯是个搪瓷缸子，白底红字，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，缸子沿磕了好几处，漆掉了，露出的铁皮磨得发亮。茶永远是***茶，碎末子沉在杯底，他喝到最后一口的时候会连茶叶末子一起吸进嘴里，嚼一嚼，咽下去。

我问他怎么养成这习惯的。

他说：“以前在殡仪馆，没空倒茶。能喝一口是一口，茶叶也是粮食。”

他一九七八年进的殡仪馆，在火化工岗位上干了二十二年。

“那时候叫***，”他说，“不叫殡仪馆。”

他第一次进焚尸车间是腊月二十九，快过年了。老师傅带他认设备，指着那台二号炉说：“这个炉子脾气暴，你得顺着它。”

炉子是顺着的。不顺的是人。

那年正月十五，拉来一具老**，八十三岁，家属坚持要穿旗袍。殡仪馆没有，先去百货大楼买，买不到长袖的，夏天旗袍。老**手臂上有褥疮，家属用粉底盖，盖了一层又一层，盖不住。

老周在旁边站着，没说话。

后来是他把老**推进炉膛的。炉门关上之前，他看见那只盖了厚厚粉底的左手臂从裹尸布里滑出来，搭在推车边缘，像招了一下手。

“我当时想，”老周喝着茶叶末子，“她是在说再见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他也没再说。

老周从殡仪馆调到医学院是2000年，学院新盖了解剖楼，缺技术员。别人不愿意来，他来了。

“殡仪馆是送人走，”他说，“这儿是让人学。”

他的工作包括接收遗体、灌注****、定期更换保存液、维护解剖台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春节回老家三天，其余时间都在这个地下室里。

“不闷吗？”

“闷什么。这儿比上面安静。”

他说的“上面”是地面上的校园。

我后来理解了这句话。地面上太吵了，年轻人的笑声、外卖电瓶车的喇叭声、社团招新的音响声。地下室只有换气扇的低鸣和福尔摩林循环泵的脉动。三十一年，他听着这两种声音度过了大半个人生。

有一回我问他，这辈子总共送走过多少人。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没算过。三万多个吧。”

他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正在擦拭一具新到的遗体。那是个三十出头的男性，车祸，面部有损毁。老周用纱布蘸着温水，一点点擦掉他脸上的血痂。动作很轻，像在擦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
“这个有家属吗？”

“有。妻子在门口等着。”

“让他体面一点。”

他擦了四十分钟。血痂干了，硬，不能用劲。他蘸一次水，擦一下，蘸一次水，擦一下。擦到颧骨的时候，他发现那里有一道旧疤，细长，约三厘米，已经褪成银白色。

“小时候摔的。”他说。

他不知道是在对我说，还是对遗体说。

遗体当然没有回答。

但我觉得那一刻，有人在听。

三、***值班员的哲学

医学院附属医院的***在住院部地下一层，和老周的解剖室隔着一条两百米的地下通道。

通道的灯是声控的，走几步亮一盏，走过了又灭。我每次走那条通道都觉得像在穿越某种边界，脚步声被墙壁压缩成细碎的回响，听不出是自已还是别人。

***的值班员姓郑，我叫他郑师傅。

郑师傅七十三了，还在上班。不是医院返聘，是自已不肯退。

“退了干嘛？回家看电视？”

他的值班室只有六七平米，一张行军床，一把折叠椅，一个老式电视机，遥控器用胶带缠着，换台要用劲摁。墙角养着一盆绿萝，藤蔓沿着墙壁爬到天花板，绕了整整一圈，又垂下来，在窗边结成一道帘子。

“这盆养了多少年？”

“二十年。”他指了指绿萝根部那个补过好几次的塑料盆，“搬进来那年种的。”

二十年前他五十三岁，从工厂退休，闲不住，托人找了这份看***的活。

“老伴儿同意？”

“不同意。吵了三个月。”

“后来怎么同意的？”

他笑了一下，没回答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老伴那一年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症。他需要这份夜班工作，白天的工资请护工，夜班的工资买药。

绿萝是那年春天扦插的。

郑师傅的工作不复杂。接收遗体、登记、存入冰柜、家属来的时候协助辨认。听起来和仓库***没什么区别，只是货品不会说话。

冰柜是双排的，每排八个抽屉。抽屉是不锈钢的，拉开的时候会发出沉闷的滑动声，像推开一扇很重的门。

我问他第一次拉开抽屉是什么感觉。

他想了想：“想开冰箱拿肉。”

“不怕？”

“怕什么。又不是没见过。”

但他后来补了一句：“不过肉是凉的，人是温的。刚走的人，摸上去还有热乎气。”

那天下半夜两点，送来一具老**，八十七岁，在家里走的，女儿发现的时候已经硬了。郑师傅接的，填单子，存三号柜。女儿三十出头，站在***门口，不说话，也不走。

郑师傅泡了杯茶给她。

她没接。

他在旁边站了十分钟，说：“想哭就哭。”

她哭了。

不是嚎啕大哭，是蹲在地上，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一抖一抖。声音很轻，像被什么东西闷住了。

郑师傅没劝。他去把三号抽屉重新拉开，让老**的手露出来，放在抽屉边缘。

女儿哭了很久。后来她站起来，走到抽屉边，握住那只手。

“妈，”她说，“你的手还是热的。”

那是凌晨三点。

郑师傅站在值班室门口，手里那杯茶彻底凉了。

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老伴走的那天晚上，也是这样的温度。不冷不热，像秋天。

他没能在身边。

“夜班嘛，”他说，“请不下来假。”

他把凉茶倒进绿萝盆里。

“她走的时候认不得我了。护士问她这个人是谁，她看了我半天，说，是好人。”

绿萝的叶子晃了一下。

我没问他后不后悔。

***没有窗户，但郑师傅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。不是看表，是听声音。上午十点，住院部开始放广播体操；傍晚六点，家属送饭的高峰期；深夜两点，只有救护车的动静。

“你听，”他说，“这会儿是下午四点，外卖电动车最多。”

我侧耳听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听出来。

他笑笑，开始给绿萝浇水。

那盆绿萝养了二十年，从一根枝条长成一面墙。他每三天浇一次水，每半个月施一次肥，每年春天换一次盆土。枝叶太密了，他用旧电线把它们束起来，引导它们往墙上长。

“这屋子没窗，”他说，“它们帮我看着时间。”

我后来常常想起这句话。

四、焚烧炉边的玩笑

殡仪馆在城东三十公里，老周调走之后又翻新过几次，我去的已经不是他当年那座。但炉子还是那种炉子，圆拱形炉门，铸铁把手，高温内壁呈现出釉质的反光。

我认识的老陈在这儿干了二十五年。

老陈五十九岁，明年退休。他的工作台在焚尸车间角落，一张铁皮桌子，上面放着不锈钢工具盘：长钩、推板、耐火手套。墙上挂着一本台历，翻在四月，画面是一只**猫，配字“工作快乐”。

“谁送的？”我指着台历。

“女儿。”他把长钩从工具盘里拿出来，在手里掂了掂，“她说这屋子颜色太冷。”

车间的主色调是水泥灰和耐火砖白。那只黄毛**猫挂在墙上，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。

老陈的工作节奏很稳定。遗**进炉膛，炉门关闭，温度升至八百度以上，两小时后开炉，骨灰推出来冷却。每天五到七具，旺季会到十具。

“有什么忌讳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。”他一本正经，“不能烧塑料。味太大，吸尘器都吸不干净。”

我等着他说什么“敬畏生命”之类的话。

他指了指角落里一个纸箱，里面是几个透明密封袋，装着纽扣、拉链、金属鞋眼。

“这些都得捡出来。家属要的。”

“每件都捡？”

“每件。有些老**临终前特意穿了自已缝的寿衣，纽扣是她年轻时攒的贝壳扣子，一颗一颗磨出来的。那不能烧。”

他把长钩伸进炉膛，熟练地钩动骨灰，让它们均匀铺开。

“您不怕吗？”

他想了想：“怕过。第一年怕，晚上做噩梦。梦见炉门没关好，自已掉进去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梦多了，就习惯了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

“再后来，有一回烧了个十六岁的小孩，白血病。**在外面哭，哭得跪在地上，我们两个人扶不起来。那之后就不做噩梦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发现，”他把长钩抽出来，在耐火砖上磕了磕，“我不是最惨的那个。”

墙角堆着十几个红布包裹，大小不一，码放整齐，像待发货的快递。

“这些是？”

“没人领的。”

老陈说得轻描淡写。他蹲下身，随手拿起一包，掂了掂。

“这个是去年的，八十七岁，五保户。社区垫付的火化费，但骨灰没人要——没后人。”

他放下那包，又拿起另一包。

“这个有意思。这个有后人，但拿错了。”

“拿错了？”

“家属来取骨灰，急，扫了一眼名字就签收了。过了三天，另一家来取，发现架子上的不对。”他把那包红布重新放好，“我们联系那家人，对方说已经办完葬礼下葬了。问能不能换回来，电话挂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能怎么办。”他拍拍手上的灰，“这种错一年总有一两起。有些人不想丢人，将错就错。有些想换，但墓地、墓碑、讣告都出了，改不了。”

我看着那堆红布包。

“这里头有多少是拿错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老陈站起身，“骨灰不会说话。”

他走到工具台边，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。枸杞泡的，杯底沉着七八粒暗红色果实。

“有一回最离谱，”他咽下茶水，“一家人来取骨灰，签字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，觉得照片不像。我问他们确认吗，他们说不确认你来确认？我没再问。”

他拧上杯盖。

“后来那人来补办死亡证明，我问了一嘴。**爸的骨灰还在我们架子上，那天他们烧的是隔壁床的。”

“没发现？”

“火化的时候没发现，下葬的时候没发现，骨灰盒刻的都是父亲的名字，谁还打开看？”

车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循环换气扇的低频嗡鸣。

“所以啊，”老陈把保温杯放回工具台，“很多事情搞那么隆重，其实最后谁烧谁、谁葬谁，分不清楚的。风光大葬，底下的人根本不是他。”

他咧嘴笑了一下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。

“这不挺好吗。死了还有人替你活着。”

五、塑料布后面的人

医学院的老解剖楼要拆了。

消息传出来那天，老周正在整理**缸。三十年，玻璃缸里泡着的遗体从十三具变成了九具。尸具被家属领走，落叶归根。

“拆了建新楼，”他把一具老年女尸的缸盖擦干净，“新的更大，通风更好。”

他语气平淡，像在说邻居家装修。

我去帮他打包。解剖台已经拆了，不锈钢台面被抬走，地上留下四个螺栓孔，像伤疤。**缸一具具装箱，泡沫塑料裹了三层，胶带封死，标上编号。

“周师傅，”我问，“你舍得吗？”

他没回答。

我们沉默地装了三个小时。最后一具是老周三十年前亲手灌注的，男性，六十二岁，肺癌。遗体捐赠卡上写着：退休工人，党员，自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。

老周站在缸边，没有动手。

“这个人，”他说，“是那年第一个捐遗体的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那时候还没有捐赠法。他来办公室找我，说要签协议。我问他家属同意吗，他说老伴走了，儿子***，自已做主。我问他为什么想捐，他说——”

老周顿了顿。

“他说，人死了就是一摊肉。这摊肉还能有点用，挺好。”

他俯下身，用抹布轻轻擦拭缸盖。动作很慢，来回擦了三遍。

然后他直起腰，说：“装吧。”

我们把最后一具**缸放进木箱。钉子钉下去的时候，整个地下室都在回响。

那天晚上老周破例喝了酒。

我们坐在他十二平米的办公室里，黄山云海的挂历还挂在墙上，一九八三年，七月。搪瓷缸子换成了两只玻璃杯，他倒酒，我陪。

“三十一年，”他说，“我见过的人，比学校任何一个教授都多。”

他呷了一口酒。

“教授教的是活的。我见的全是死的。”

酒是红星二锅头，五十六度。他喝得很慢，一口酒要在嘴里含很久才咽下去。

“有一回，来了个老**，八十多岁，拄着拐杖，一个人来的。她说她来签遗体捐赠协议。我问她儿女呢，她说儿女不同意，她趁他们上班偷跑出来的。”

“签了吗？”

“签了。”他喝下最后一口酒，“签完她跟我说，小伙子，麻烦你了。我说不麻烦。她说， 你不知道，我这把老骨头总算有个去处了。”

他把空酒杯放在桌上，轻轻转着杯沿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后来她走了。遗体是三年后送来的。儿子送来的，脸黑得像锅底，一句话没说，扔下就跑了。”

“他反悔了？”

老周摇摇头。

“他签字的时候手在抖。签完走了，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，对着****遗体鞠了一躬。”

他没再说下去。

窗外是四月的夜，教学楼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。老周的办公室只开了一盏台灯，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被灯光拉得很长。

“周师傅，”我问，“你信有来世吗？”

他把杯子倒过来，扣在桌上。

“不信。”

“那死是什么？”

他想了很久。

“死就是下班。”

他说。

“你干了一天的活，累得不行，把工具放下，回家睡觉。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来，但那是别人的明天了。”

“你不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”他把倒扣的杯子扶正，又倒上酒，“怕的是还醒着，但没人记得你还在。”

那晚我们喝到十一点。他送我出解剖楼，老旧的防盗门在他身后锁上，咔嗒一声。

我走出很远，回头望。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。

后来新解剖楼落成，老周还在地下室。只是换了一间更大一点的办公室，窗户朝北，能看见一棵法桐。

他把那本一九八三年的挂历带过来了，依然翻在七月，黄山云海。

六、冰柜里的鱼

郑师傅的***也换了新设备。

旧冰柜退役那天，他站在旁边看了很久。八个抽屉逐一拉开，清空，消毒，然后被搬运工抬上平板车。

“这台用了二十三年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比我闺女岁数大。”

新冰柜是不锈钢的，带电子锁，温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操作面板上有触摸屏，可以调出每具遗体的存放位置和接收时间。

“会用吗？”我问。

他沉默了两秒。

“学呗。”

郑师傅七十三了。他学了一周才记住触摸屏的操作流程，用钢笔把步骤抄在一张硬纸板上，压在值班室的玻璃台板下面。

“开机—输密码—选抽屉—确认—开门”

字迹端正，一笔一划。

他老伴已经走了五年。

护工辞退了，白天不用上班，但他还是申请继续干夜班。医院说您这岁数不合适了，他说我再干一年，带带新人。一年又一年，新人来了又走，他还在。

那盆绿萝已经爬满了整个值班室天花板。他每隔三天浇水，每隔半月施肥，春天换盆土的时候会把藤蔓仔细解下来，重新盘绕，引导它们往新的方向长。

“养这么好，”我说，“都能开店卖了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
那天下半夜，送来一具溺亡者，二十出头，男性，在河里泡了三天才打捞上来。是郑师傅接的，填单子，存新冰柜。他拉开抽屉的时候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“像死鱼一样，硬邦邦的。”他后来形容。

他没说的是，他拉抽屉的时候看见那张脸，想起了自已儿子。

他儿子三十二年前在河里游泳，再也没上来。那年他四十一岁，刚进***工作第三年。

他亲手接收了儿子的遗体。

那晚他没哭。他填单子，存冰柜，签字确认。同事说老郑你先回去吧，他说不用，我值班。他在值班室坐了一夜，没开灯，也没睡。

绿萝是那年春天扦插的。

这些事他从未对人讲过。

直到那天凌晨，新来的年轻护士被溺亡者吓得不敢进门，他给她倒了杯热水，说：“别怕，他们都是回家。”

护士问：“回家？回哪个家？”

他指了指新冰柜，又指了指窗外渐渐泛白的天际线。

“回该回的地方。”

护士没听懂。

他也没解释。

七、炉火纯青

老陈退休前最后一班岗，我去采访他了。

那天有五具遗体火化。第一具是九十三岁的老爷子，无疾而终。家属来了二十多口人，告别厅站不下，有几个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刷手机。

老陈按流程操作：核对死亡证明、接收遗体、引导家属告别、推入炉膛。

炉门关上的时候，他站在控制台前，等了三十秒，按下启动键。

“不用看时间？”我问。

“听声音。”他闭了闭眼，“炉子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翻，什么时候该停。”

这是他二十五年练出来的本事。每一台炉子的燃烧曲线都不完全一样，同样的温度，这一台烧得快一点，那一台慢一点。他不用看仪表，听火焰在炉膛里的呼啸声，就知道火候到了。

“年轻时候被烫过，”他把右手伸出来，手背上一片暗色的疤，“长钩没拿稳，炉门碰了一下。”

那片疤从虎口延伸到手腕，边缘不规则，像一张褪色的地图。

“疼吗？”

“疼。但比不上家属疼。”

他抽回手，继续盯着炉膛。

第二具是中年女性，乳腺癌。丈夫来的，一个人，没有其他家属。告别的时候他没哭，站在遗体旁边，一言不发。老陈等了他十分钟，他说，可以了。

炉门关上的一瞬间，那个男人突然蹲下去，把脸埋进手掌里。

老陈没动。他站在控制台前，背对着告别厅，盯着炉温仪表。

“这个时候不能劝。”他后来告诉我，“劝了，他就憋回去了。”

三十分钟后，那个男人站起来，走到老陈身边，说：“师傅，麻烦你了。”

老陈点点头。

男人走了。

炉膛里的火焰还在烧。

下午两点，最后一具烧完。老陈把骨灰推出来冷却，用磁铁吸出金属残留：两颗钛合金螺钉，一小截人工髋关节。

“这个也要给家属？”

“给。他们不要是他们的事，我们不能不给。”

他把螺钉和人工关节放进密封袋，贴上标签，放在交接台上。

然后他摘下耐火手套，对着炉子鞠了一躬。

“二十五年，”他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炉子当然不会回答。但我觉得那炉膛里的余温晃了一下，像人眨眼睛。

墙角那堆无人认领的骨灰还在，从十几包变成了二十几包。老陈退休前最后一件事，是把每一包的编号和入库日期重新核对了一遍。

“新的技术员来，交接清楚。”他把登记簿翻到最后一页，签上自已的名字，“有些放了十几年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来领。”

我问他：“这些最后怎么处理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以前的说法是撒海。这几年海不让撒了，说是环保。就堆着。”

他合上登记簿。

“总比没人记得强。”

他换下工作服，穿上自已的夹克。二十五年，工作服的领口磨破了，袖口有几处烧灼的黑印。他把工作服叠好，放在工具台上，像叠一件刚从洗衣房取回的衬衫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我们走出车间。傍晚的风从东边吹来，带着**的温热。殡仪馆门口的月季开了，深红色，一朵一朵压在枝头。

他站在门口，回头望了一眼。

车间里的灯还亮着。那只黄毛**猫挂历翻在四月，很快就要换新的了。

八、真相的真相

很久以后，我还在想老周掀塑料布的那个下午。

十三具遗体，十三张脸。那个眉头紧锁的老人，那个眉眼柔和的年轻女人，那个下颌有手术切口的男孩。

他们各自带着*****走进****，然后把故事留在水面以下。

老周说死人不想死。

但我想，他们想过的。只是那份心事没人听见了。

后来我渐渐明白，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，没有一个是靠“不怕”撑下来的。

老周不怕吗？他怕。怕的是没人记得那具肺癌老人的“这摊肉还有点用”。

郑师傅不怕吗？他怕。怕的是儿子走的那条河，他后来再也没有去过。

老陈不怕吗？他怕。怕的是梦里的炉门没有关好，怕的不是自已掉进去，是醒来发现炉膛里躺着的是别人。

他们不是不恐惧。

他们只是学会了和恐惧共处一室。

就像老周每天走进解剖室，郑师傅深夜拉开冰柜抽屉，老陈把长钩伸进八百度高温的炉膛。

恐惧就在那里，像****的气味，像不锈钢台面的反光，像炉门关闭时沉闷的响声。

但他们要做的事，比恐惧更重要。

所以老周把***茶的茶叶末子嚼碎咽下去。

所以郑师傅把绿萝养了二十年，让它在没有窗户的值班室里替他看见时间。

所以老陈退休前对着炉子鞠了一躬。

这些都不是勇气。

是比勇气更安静的东西。

我后来再也没去过医学院的地下室。老解剖楼拆了，新楼我去过一次，电梯直达，不再需要穿过那条声控灯的地下通道。老周还在，办公室朝北，窗外是法桐。

他新换了一个搪瓷缸子，白底红花，还是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。缸子边放着一盆绿萝，是郑师傅送他的扦插苗，刚刚抽出第一根藤蔓。

他问我还画画吗。

我说不画了。

他说那你还来干什么。

我没回答。

其实我只是想再看看那些脸。

不是解剖室里的脸，是他们。

老周、郑师傅、老陈。还有那个在***门口哭了很久的女儿，那个把母亲骨灰拿错了再也没换回来的儿子，那个签完遗体捐赠协议说“我这把老骨头总算有个去处了”的老**。

他们都在自已的炉膛里烧过。

有人烧成了灰，有人烧成了钢。

那堆无人认领的红布包还堆在殡仪馆的墙角。老陈退休后，新来的技术员是个年轻人，他在登记簿上写道：“编号0387，入库日期2019.3.12，待认领。”

他可能会在那个岗位上待三年、五年，或者像老陈一样待二十五年。

他也会慢慢学会听炉膛里的火焰声，学会从骨灰里捡出钛合金螺钉和人工髋关节，学会在哭得跪在地上的家属面前站成一棵树。

他也会有自已的恐惧，和自已的办法。

那堆红布包会越来越多，还是会越来越少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但殡仪馆的月季每年夏天都会开，深红色，一朵一朵压在枝头。

老陈退休后回了老家，他女儿给他买了两只鹦鹉，黄桃脸牡丹，叽叽喳喳吵得很。他在电话里说，比炉子声大。

郑师傅还在上夜班。医院说您七十八了真不合适了，他说我再带带新人，一年。

老周上个月摔了一跤，腿脚不太利索了。但他还去地下室，只是不再爬高。他让新来的技术员把高处那几缸**取下来，换到低一些的架子上。

“那几个人，”他说，“陪了我三十多年，我不能让他们摔着。”

这些故事没有真相。

真相是那十三具遗体最终会被消耗殆尽，骨和软组织分解在****里，只剩下韧带和肌腱供一届届学生辨识。真相是***的冰柜还会开关无数次，每一次都像从冰箱里取肉。真相是炉膛里的火焰每天都要烧到八百度以上，把血肉之躯还原成钙和磷。

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相。

全部的真相是，老周把每一具遗体都擦得很干净。

全部的真相是，郑师傅在凌晨三点给陌生家属泡了一杯茶。

全部的真相是，老陈退休前对着炉子说了一声谢谢。

这些都不在教科书里，不在工作规程里，不在任何一份交接清单里。

它们只是发生了。

就像那盆绿萝，在没窗户的值班室里，活了一万多个没有太阳的日子。

它把藤蔓爬满了天花板。

它替一个人看见了时间。

那天下午，我站在新解剖楼的走廊里。老周的办公室门开着，他正在给绿萝浇水。窗外的法桐叶子刚刚变黄，有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，贴在他的玻璃窗上。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没说话，也没问我还来干什么。

他只是把搪瓷缸子往桌边推了推，空出一小块台面。

那意思是：

坐。

我坐下了。

阳光从北窗照进来，没有温度，但有形状，斜斜地铺在他的办公桌上，铺在那盆刚抽出新藤的绿萝上，铺在一九八三年的黄山云海上。

三十一年了。

七月还没过去。

他们的故事看完了吗？